关于杨善洲花路费结饭费的故事，一直在云南保山广泛流传。
那是1984年的夏天，杨善洲带着驾驶员和秘书苏加祥一起到龙陵下乡，晚上县委书记汪金耀在县委机关招待他们吃饭，吃的是一碗萝卜炖排骨、一碗蒜苗炒萝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饭，苏加祥去结账时，汪金耀说：“不用结了，我请客。”看到汪金耀一脸诚意，苏加祥就再没坚持。
第二天，三人坐车翻过高黎贡山，驱车60多公里，来到潞江坝的惠通桥。天气炎热，三人下车找水喝。杨善洲拿着杯子，顺口问道：“小苏，昨天的伙食费多少钱？”苏加祥说：“6块5毛钱。”
杨善洲从兜里掏出6块5毛钱给苏加祥。苏加祥说：“汪书记坚持要结账，所以我没付钱。”
杨善洲听了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对驾驶员说：“徐师傅，给小苏买张去龙陵的公共汽车票，让他回去把伙食费交了。”
天色已晚，苏加祥坐上回龙陵的车已经是晚上7点钟，到龙陵县城已经晚上10点了。他连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块5毛钱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着钱，感叹地说：“这个杨书记，做事情真是太顶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杨善洲见到了付账归来的苏加祥。“账结了吧？”苏加祥有点想不通地说：“结了。书记，伙食费才6块5毛钱，可来回的路费就花了22块钱，住宿又花了10块钱，是伙食费的好几倍，多不划算啊！”
杨善洲语重心长地说：“小苏，账不能这样算！我们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这些账还不是摊到老百姓的头上？这个风气千万不能开头啊！”
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说起了杨善洲早年的一段经历。那是1952年，杨善洲在保山县六区（施甸）区委工作，任土改小组长。他在西南乡石头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当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训的头天晚上，杨善洲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堆毛票递给老安：“安大爹，这是这个月的饭钱，1天两角，30天就是6块钱。”
老安从中拿出两角钱又递回给他：“杨组长，今天的饭钱就不收了，就当我们为你饯行。”
“这怎么行，党教导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杨善洲坚决推辞。
第二天一早送行时，老安递过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是两个煮熟的红薯，给你路上吃。”
半路，杨善洲掏出纸包，打开却发现红薯下面压了两张一角的钞票。
这两毛的饭钱一直让杨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杨善洲到保山培训期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主动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件事，组织上严厉批评了他，要他作检讨并送回这两毛钱的饭钱。培训结束后，杨善洲被调到了第五区席子公社（今甸阳沙坝脚村委会）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石头寨去给老安家送两毛钱的饭钱。
席子公社距离石头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杨善洲一大早出发，赶到石头寨时已经是深夜。为了不打扰已经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缩在安家门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杨组长！你咋个会在这睡觉？赶紧进家！”老安的惊呼让杨善洲醒了过来。杨善洲赶紧从包里拿出两毛钱：“这饭钱你们一定要收下，不然组织上就要处分我、开除我！”
因为担心杨善洲同志受处分、被开除，老安收下了这两毛钱。
从那以后，杨善洲一直坚持不欠群众一分钱，每当有人认为结饭钱是件小事的时候，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当白吃干部，那样做会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几毛钱、几块钱的小账，守住的却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风；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几件小事，却让杨善洲在群众心中树立起了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高大形象。